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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日本對重慶進行了高密度轟炸,為什么在延安上空反而不敢輕舉妄動了?

      第二次世界大戰,日本不僅侵略了國土面積是它25倍的中國,而且,仗著自己擁有數千架飛機的空中優勢對中國的各個城市狂轟濫炸,犯下了滔天罪行。

      從1938年2月18日起至1943年8月23日止,日軍對中華民國戰時首都重慶進行了長達5年半的轟炸。據不完全統計,在5年半的時間里,日軍對重慶進行轟炸218次,出動飛機9513架次,投彈21593枚,史稱重慶大轟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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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日軍對重慶的大轟炸可以說是肆無忌憚。在大轟炸中,日軍先后采取了“高密度轟炸…‘疲勞轟炸”“月光轟炸”“無限制轟炸”,對重慶不論軍用還是民用的設施進行了整體的、無差別、摧毀式的狂轟濫炸,先后造成了“五三慘案”和“五四慘案”、“大隧道慘案”、“8·19慘案”等一系列滅絕人性的慘案,使數以萬計的民眾傷亡。

      然而,與此相反,日軍飛機在1938年11月20日、21日兩次轟炸延安后,卻再也不敢輕易到延安狂轟濫炸了,日軍飛機轟炸延安的次數,要比對重慶轟炸的次數少很多,延安遭受轟炸的損失也要比重慶大轟炸的損失少很多。

      據統計,從1938年11月20日上午開始至1941年10月為止,日軍雖然不斷空襲延安,但是,延安因有準備,所受損失不大。據1946年3月10日《解放日報》統計,這期間,日機共轟炸延安17次,投彈1690枚,傷184人、死214人;毀壞建筑:公共房產1176間、石洞5座、民房14452間,另有基督教禮拜堂l座、房屋94間,天主教堂房屋75間,牲畜傷亡197頭,毀壞糧食34.4萬斤。太平洋戰爭爆發后,日軍飛機停止了對延安的轟炸,直到日本戰敗投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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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日軍飛機不敢在延安上空輕舉妄動?原因有三:

      一是防空準備得當。

      自1937年開始,延安即著手采取措施,準備應付日軍之空襲。據曾在抗日軍政大學工作的同志回憶,該校在1938年窯洞挖好之后,逐漸向外遷移,搬到北門外和東門外的幾個山溝里……上級一再提醒,要注意防空。因此,除1938年11月20日上午,延安在遭受日軍飛機第一次轟炸時損失較大外(共投彈數百枚,炸死炸傷軍民152人,毀房屋380間),后來的十幾次轟炸,由于延安軍民均住在窯洞里,并提高了防空警惕性,因此,損失不嚴重,比如,1938年11月21日,日軍飛機第二次轟炸延安時,只炸傷了幾個人和幾匹馬。

      由于防空準備得當,因而面對敵機的轟炸,延安軍民泰然處之,甚至,在敵機轟炸后,延安軍民仍能有條不紊地將未爆之炸彈拆開,從炸彈殼里掏出黃色炸藥,一筐一筐地抬下鳳凰山,用馬車運走。然后,用這些炸藥當作染料,染出黃色的布匹,縫制軍衣,炸彈殼敲成碎塊兒,打造開荒用的鑊和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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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二是延安地勢險要。

      1938年2月,日軍接連攻占長治、臨汾;3月,日軍又攻占運城、風陵渡,日軍在臨汾和運城修建了轟炸機的前進基地,轟炸延安的飛機就是從臨汾和運城機場起飛的。

      延安位于黃河中游,屬黃土高原丘陵溝壑區。因此,延安地貌以黃土高原、丘陵為主,地勢西北高東南低,平均海拔1200米左右。延安城區處于寶塔山、清涼山、鳳凰山三山鼎峙,延河、汾川河二水交匯之處,自古以來有“塞上咽喉”“軍事重鎮”之稱,被譽為“三秦鎖鑰,五路襟喉”。

      經過日軍飛機第一次轟炸后,延安各機關、學校紛紛遷到山上的窯洞中。城內尚存的房屋,有的拆遷到北部,大部分遷到南郊。日機要轟炸,必須俯沖到丘陵溝壑里才能投彈轟炸,而縱橫交錯的丘陵溝壑實在是令日機飛行員頭疼,因為,稍有不慎就會撞到溝壁上機毀人亡。

      延安的險要地勢實在是獨樹一幟,難怪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率領一小部分人馬與胡宗南周旋了那么久,胡宗南硬是沒有辦法,炸炸不到。追追不上,逮逮不了,只能是望溝興嘆,日機也是如此。尤其是,只要在寶塔山、清涼山、鳳凰山三山設置防空武器,日軍飛機轟炸延安時,便面臨著隨時被擊落的危險,甚至是有來無回。

      三是配備高射機槍。

      1938年11月20日和21日,日軍飛機兩次轟炸延安,轟炸時,之所以炸死炸傷150余人、牲口90余頭,炸毀民房380余間,一個重要原因是由于當時的延安沒有防空武器——高射炮、高射機槍,所以,日軍才能夠如此肆無忌憚地轟炸延安。1938年年底,情況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。此前,制槍能手劉貴福曾帶領15名軍工工人從山西太原來到了延安,被分配到延安兵工廠。當他們知道了1938年11月20日和21日兩次轟炸延安的慘景后,個個義憤填膺,決心造出高射機槍,保衛黨中央毛主席,保衛延安。

      在延安以東約8公里的一個山溝里,有個柳樹店村,這里柳樹成蔭,一條小溪從山溝流入延河。后溝有個小廟,延安兵工廠就在小廟和附近的窯洞里,斯諾曾經到這里采訪過,稱贊他們是在為自己和中國工作。

      當時,窯洞里存放著許多直羅鎮戰役繳獲的壞機槍,一直沒有修出來,劉貴福帶領工人不到兩個月就修好輕重機槍達100多挺,后來又制成了哈奇開斯機槍“裝彈修正器”,保證了機槍的連發性能。看到修好的重機槍,大伙經過深思熟慮又有了個大膽的設想:將它們改造成高射機槍進行防空保衛戰。

      經過細心研究,大家決定在重機槍上裝上三腳架,改裝成高射機槍。他們用馬克沁重機槍做槍身,加一個底盤和扇形平齒輪,從底盤引出兩個握柄,用來控制單發、連發、轉動和升降;三腳架中間有轉軸和底盤的轉座相連,三條腿用8毫米的鐵管鑲在轉座上,腿上配有拉桿,可調節松動,穩定三腳架。很快,兵工廠就造出了兩挺高射機槍,一挺放在清涼山山頂、一挺放在寶塔山山頂,兩挺高射機槍射出的子彈形成一道交叉火力封鎖網。雖然沒有打下日機的記錄,但從此,日軍的飛機再也不敢輕易騷擾延安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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